烽火英雄志·厦门儿女丨期刊里的厦门抗战记忆

来源：台海网

《大战与南侨》留下了陈嘉庚的亲笔字迹。

1932年鼓浪屿女生编印的《辛未刊》。

1943年在长汀出版的《厦大理工论丛》。

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时的简易阅览室。

台海网9月3日讯（导报记者 孙春燕 崔晓旭 沈威）80年前，它们曾是烽火岁月里的“传声筒”“教科书”“呐喊者”，“拼”出了厦门抗战的全貌，也“拼”出了中国人的不屈。

80年后，它们静静陈列在玻璃书柜里，指尖拂过这些带着油墨味的文字，依旧能触摸到那段山河破碎时的热血与坚守。

《大战与南侨》里的侨胞赤子心、《抗战教育》里的救国药方、《辛未刊》里的青春担当、《晨钟旬刊》里的呐喊、《厦大理工论丛》里的学术坚守，它们不是冰冷的文物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传承。

本期的“烽火英雄志”，一同走进厦门市图书馆，透过几本珍贵的期刊，去触摸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，感受先辈们的热血与抗争。

《大战与南侨》

陈嘉庚亲笔序里的侨胞赤子心

古籍典藏部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翻开《大战与南侨》，264页的纸张虽已泛黄，却没有一页残缺。封面上“厦门市第一图书馆”的朱红印章格外醒目，这是1947年陈嘉庚先生捐赠的，扉页上“请图书馆惠存”的字迹，还能看出当年的郑重。

这本书最珍贵的，是侨领陈嘉庚亲笔撰写的七千字序言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日寇的痛恨和对侨胞的牵挂。“日本自甲午中日之役，及甲辰日俄之战，俱获胜利，自以为天之骄子……”序言里，陈嘉庚细数日本的侵略野心，从“九一八事变”到南洋沦陷，每一笔都带着血泪。他还写下自己在爪哇、新加坡辗转避难的经历：“在玛琅市的夜晚，听到日军的枪声就躲进地窖，白天出来看到侨胞的店铺被抢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”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他身处险境却矢志不渝，始终保持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胜利的信念。

他还提到，日寇投降后，南洋各地华侨损失惨重，“马来亚、新加坡最为严重；其他如缅甸、菲律宾的华侨人数较少，但因地处战区，损失必定更为惨烈。至于爪哇侨胞遭遇的灾难虽不算最严重，但既遭当地人殴打杀害，又被日寇劫掠，物资几乎被搜刮殆尽。”面对这样的情况，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发出通告，呼吁华侨们团结组织、亲爱互助、协力同心，争取在两三年内恢复往日产业，为祖国建设效力。

内页里，100篇回忆录出自马来半岛的幸存者之手，写这些不是为了诉苦，是要让后人知道，华侨不管走多远，心里都装着祖国。

书中还记载着英军溃败、人民抗日军组建的细节，甚至揭露了汉奸的劣行。“这些都是第一手资料，比史书更鲜活。”一位曾翻阅过这本书的侨眷说，“陈嘉庚当年通过南侨总会征集这些材料，就是要留下日军侵略的铁证，这份用心，现在读来依旧让人动容。”

《抗战教育》

旬刊里藏着救国的“教育药方”

一本封面印着《抗战教育》四个黑体字的旬刊，封面早已泛黄，这是1938年5月5日出版的创刊号，也是福建抗战教育的“活档案”。

“本刊是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职员利用公余编辑的，定名为抗战教育旬刊。”发刊词里，编辑们的初心直白又恳切：抗战以来贡献太少，心里不安，想借这个刊物说说心里话，也给教育界找点新出路。

彼时，福建正在举行大规模的民众训练，需要有一种刊物来作联系辅导的工作。此外，自战争爆发后，各地谈教育的刊物数量日渐减少，教育界缺乏精神食粮，他们希望通过《抗战教育》来打破这沉寂的空气，就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际，作长期的广泛的检讨。

翻开内页，《急待举办的两种教育》一文格外扎眼。作者孙勃生在文中疾呼：“伤兵教育和难民教育，是现在最急需的！”他建议给伤兵讲民族大义，让他们伤好后还能上战场；教难民学技能，让他们能自救，还能为抗战出力。“那时候厦门已经快沦陷了，很多难民逃到福建内地，这些建议不是空话，是真能救命的办法。”工作人员说。

除了教育理论，刊物里还有不少“实时新闻”：国际国内重大会议要旨、政府纲领性文件、战局战况的实时报道、军事理论的时评分析以及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指导文章等。《放弃徐州与抗战前途》分析战局，《全国急需的抗战建国纲领》解读政策，甚至还有《英意协定与我国》的国际评论。那时信息不发达，这本旬刊就像个“信息中转站”，把前线消息、国家政策都传到福建的乡镇里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，编辑们在发刊词里承诺“文字力求简单明了，不说空话”。那时候纸张紧张，油墨也难得，他们却愿意花心思写实在的内容，这份真诚，难能可贵。

《辛未刊》

女生“毕业纪念册”写满家国忧思

如果说《抗战教育》是“救国纲领”，那《辛未刊》就像一本温柔却有力量的“青春日记”，这是1932年厦门鼓浪屿私立毓德女子中学校辛未团编的刊物，全刊只有薄薄几十页，也仅出了一期，却藏着一群女学生的青春记忆和爱国情怀。
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？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发刊词开篇引用苏轼的诗，文风细腻又伤感。编辑们说，办这本刊，是因为毕业在即，想给三年的求学时光留个纪念。可字里行间，却藏不住对国家的牵挂。

《辛未刊》的内容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本团的史迹，一部分是团员的作品。

《认清我们的敌人》《日本侵略东北之研究》这两篇文章，出自一群十七八岁的女学生之手。1932年正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后不久，东北丢了，这些女学生虽然在鼓浪屿读书，却没关起门来只念课本。《日本侵略东北之研究》里，她们还画了简单的地图，分析日军的动向，这份认真，一点不比男学生差。

除了家国大事，刊物里也有“小清新”的文字：《东方文明——嗑瓜子》写生活趣事，《桨声灯影里的鹭江》描厦门夜景。“刚看到这些文章时，我还以为是普通的校园刊物，可再仔细读，才发现她们把家国忧思藏在文字里。”一位曾翻阅过《辛未刊》的文史学者直言，有篇文章里写“看到鹭江的船，就想起东北的松花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”，让人瞬间泪目，“这些文章虽然谈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文艺作品，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风貌。”

更特别的是，她们把“辛未级”改成“辛未团”，“级史有时间性，团史有永久性”。这群女学生知道，毕业不是结束，她们想以“团”的名义，一直关注国家的命运。

《晨钟旬刊》

敲响抗战救亡的警钟

这是一本没有封面图的旬刊，封面上只有一行加粗的标题“从九一八到现在”的评述，这是厦门晨钟旬刊社1933年出版的刊物，字里行间满是悲愤与不甘。“从九一八到现在，快整两个年头了。仅仅两个年头，一定还不够政府所拟定的‘长期’限度。但在欺侮凌辱炮舰炸弹夹攻之中，挨过这两年，也就颇不容易。况在这两年中，丧失了东北四省，毁灭了无数村市，牺牲了千万生命，时间虽不算‘长期’，而创痛却实深且巨的！”开篇的文字像一把锤子，短短百余字，满纸都是对国土丧失的惋惜痛心，对国民政府不抵抗的捶胸顿足，对国将不国的满腹不甘，砸在读者心上。作者在文中痛斥南京政府的“不抵抗”：“日本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一点也不吝惜，难道东北是赘疣吗？”

除了这篇评述，刊物里还有《蒋日停战协定之研究》《独裁政治之形成与崩溃》等文章，笔锋犀利，直指时弊。那时候厦门的舆论环境很复杂，敢这么直白批评的刊物不多，《晨钟旬刊》就像一把利剑，划破了当时的沉闷。《蒋日妥协与革命之战》这篇，作者说“妥协换不来和平，只有抗争才有出路”，这种勇气，实属难得。

让人唏嘘的是，这本刊物的编辑和发行者都没有留下全名，只写着“厦门晨钟旬刊社”。大家觉得，可能是怕被当局迫害吧，可他们还是愿意发声，这份担当，就值得被记住。

厦门市图书馆在整理古籍文献时，发现当时的报纸广告里，《晨钟旬刊》在“国内外各大书店均有出售”，可见不仅厦门人看，全国甚至海外的华人都在看，它就像一声晨钟，唤醒了无数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。

《厦大理工论丛》

长汀迁徙路上的“学术火种”

一本全英文的《厦大理工论丛》最为“特别”，1943年8月出版，封面印着“国立厦门大学出版社“，纸张薄如蝉翼，却承载着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“火种”。

说起这本《厦大理工论丛》，就不能不提萨本栋校长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萨本栋接手厦大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迁到长汀。战火蔓延，当时粤汉铁路线以东的大学都迁走了，只有厦大留在东南，萨本栋校长说“东南的高等教育不能断”，成为当时粤汉铁路线以东唯一的大学。

1937年12月24日，239名学生、83名教职员工从厦门出发，肩扛手提书籍和仪器，翻山越岭走了23天，才到长汀。这本论丛里的论文，有关于电机工程的、有关于土木工程的，这些研究当时都是为了抗战服务的。萨本栋还在长汀创办了土木工程系、机电工程系，那时候国家缺这些人才，厦大培养的学生，很多都上了抗战前线，修铁路、造武器。《厦大理工论丛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它的出版，不仅展示了厦门大学师生在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，也为当时国家急需的土木建筑、机械、电机、航空等方面的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持。《厦大理工论丛》里还有不少实验数据和图表。当时物理实验仪器十有八九都运到了长汀，学生们在山洞里做实验，条件艰苦却没人抱怨。还有篇论文的作者在注释里写“实验在长汀东郊山洞完成”，现在读来，还能想象到他们在战火中搞科研的场景。

这本《厦大理工论丛》是“精神食粮”，再苦再难，看到它就觉得有希望。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抗战不只是打仗，还有人在后方搞教育、做科研，他们也是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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